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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手仁心相关影评
- 想写的不是影评，不过的确跟《妙手仁心》有关。想写的是剧里的那个香港，那个有点模糊了的香港，还有此刻的香港。我没有看过二和三，一来从来不看好续集，二来实在不忍看Paul谈恋爱那么辛苦。如果看过，可能有更多的话说吧，anyway看电视剧是为了娱乐，此类评说亦属娱己。
1998年，《妙手仁心》播放的年份，香港发生着多少事啊。这个香港主权从英国转交到中国的第一个年头，人们踌躇满志“港人治港”。这个金融风暴一浪接一浪袭击香港的年份，金管局一再大手笔出手，并引来中央声援，“大陆”从未如此深刻地进入港人视野。1998年，疯涨几年的香港房市进入拐点，市场忧云密布。
有意思的是，《妙手仁心》里的香港社会如此安定有序。第一个镜头描述的就是急救病人的场面，跟足程序、秩序井然、技术娴熟。同样的镜头在开头几集中出现了几次，作为专业人士的医生、警察面对突发事件无不凭着专业素养充当定海神针，制度完善、分工明确、训练有素，保证所有事件都恰如其分地处置。连个人问题的处置都是，Paul面对背叛的妻子理直气壮要求离婚的事实，充分理性与自信，冷静分析认定自己没有在婚姻中犯错，另一方面以高度责任感完成医生的职责。虽说资本主义社会的香港，出影视作品从不会高举***旗帜，贯彻***精神，虽说《妙手仁心》中几乎没有提到1998年香港的现实大背景，但看着这部剧，不能不让人对香港社会抱有充分的信任感，因为香港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因为香港有一批不折不扣完成制度的专业人士，他们的理性与专业足以面对任何难事。
吴启华从来没演过如此“正”的角色，在这部剧中彻底洗底。事实上，纵观香港影视剧，《妙手仁心》这样意含大关怀的剧也不多，少了很多港式无厘头，又不失可看性，或许这就是它是我破天荒喜爱的港剧。某种程度上，也塑造了我对香港的好感。等到十年后的2008年来到香港，街道上还跑着一样的大小巴，差不多的公屋里还继续住着一大部分香港人，商科的学生早早穿起正装举手投足初露专业风范，凡事首要“按程序跟进”，因为这个港人对许多事情抱着相对单纯的信任与相对大度的包容。我的确喜欢这样的社会，来自社会主义社会的孩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感到更多的安全感和温情。前两天一位香港学生说：“香港在文化上不知不觉变了很多。”我说是的，我也能感受到，理据的起点多少跟《妙手仁心》有关。
凭什么“港人能治港”？这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问题。大陆的逻辑是：人民是主人，当然是当家做主的人，因此虽然大陆人明显不如香港人在自我组织合作动员上训练有素，对这点倒是深信不疑。香港人不是，香港英殖民地是殖民时代晚期的产物，大英帝国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香港的本土文化，只是在上面顶替大清王朝加盖了一层英国统治机器及其本土办事人员。所以香港是世界上鲜有的从未反抗的殖民地，多少都存有对英国的好感，这在英国庇护下的百年，一如借来的百年，换得一个不一样的“香港”。当初时，英国人顶替了拖辫子的清人，将不列颠的制度一气搬到香港，和香港人一起跟着程序做事，再一齐效忠“英女皇”。既然都是“跟程序做事”，那就找个人“跟总督程序”做事吧，以此逻辑，特首出身必为公务员出身。如果说商人出身、只有短暂政府工作经验的董建华上任有政权交接的政治考虑，那么曾荫权全凭个人几十年不错的政府工作经验上位。为了保证顺利过渡，香港别出心裁地设置了“功能组别”，赋予各方面“专业人士”第二张选票的特权，虽然按“基本法”早该撤销，但直至2010年爆发“五区公投”功能组别仍稳坐泰山。对“专业人士”的倚重“群众基础”根深蒂固。“港人治港”很大程度上是专业人士治港。
《妙手仁心》讲的就是一群专业人士的故事。他们各有各精彩甚至从中国传统意义而言混乱的私生活，但在专业领域内绝对地保持专业精神，信奉“医生-病人，警察-犯人”的配对分清职责井水不犯河水，与情理发生冲突时仍然选择“专业精神至上”。我也的确相信正是这种专业精神让700万人的香港成为世界上最有序的地方。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可以放心地交给专职人士管，但一人一票的民主不是。专业精神造就专业人士可以从专业角度思考从工作对象的角度思考，但自动屏蔽从其他专业角度考虑问题，也难以把对立的医生病人警察犯人放到同一阵线来统合考虑整个社会。
我想，看过《妙手仁心》的人一定对里面人物的规则意识印象深刻。无论公还是私，是讲求理性的工作还是感性的情感时，都会问：“问题在哪里呢？”再按照所出的位置来判断所负的责任，以责任评判应对与进退。如果在一己责任以外就释然，如果是自己的责任就该由自己担负起来，想出解决的办法。这种想问题的方式，有利于专业化，极有利于责任范围内把工作做得完美。潜在的一个心理是：只做职责之内的事，担有限的责，尽量杜绝职责内犯错。曾荫权有一个故事广为流传，2009年10月14日他在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泛民议员展示争取双普选的英文标语“Bow Tie Keep Your Election Promise”，曾荫权读着报告突然停下来喃喃自语：“标语的文法错了，单数动词应该有s。”实际是标语为祈使句，无需加s。作为一个正在宣读施政报告的特首，还是难以摆脱几十年公务员对细节的追求。想到曾荫权一再拖延民主进程，甚至公开表示不倾向在任内达成民主，这个金融风暴时运筹帷幄颇有功勋的资深官员想来是感到了超越“专业”的责任和压力，不如留给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吧。那么，作为一个公民的职责是什么呢？握着选票，把着香港社会的方向盘，要香港社会怎样走向哪里？正如所说，香港是个“行政吸纳政治”的地方，这套模式保证了过去港英政府的稳固统治，有行政没政治，政治的头脑在英国国会。的确制度很完备，港督走了，留下来的只是一架走了工程师的行政机器，机器要精密运转少不了维护，环境在变化少不了修补替换，香港怎么办？
2003年7月1日香港破天荒出现几十万人大游行，其中包括了以团体身份出现的医生群体。要知道过去“专业人士”以团体身份绝少出现在游行队伍中，这次的缘起是对政府SARS期间处理不当而引起了不满。政府在跟足程序情况下的失职令医生无法行使职责，还人员受创惨重。同年队伍中的律师，也因为“二十三条”再次危及“司法独立”而参与其中。专业人士之中亦响起对政治的呼唤之声，从另一种角度来说，专业人士的质疑、争拗与困惑是那架由专业人士组成的精密机器内部齿轮不咬合的表现。
一直以来，香港教育训练的是怎样成为好的“办事人”，没受过“当家做主”的训练，更没人受过“特首”训练，有的是“效忠”。于是，从临近回归开始香港讲了很久“解殖”。说起解殖，“专业人士”很尴尬，这些“英式教育”下的精英，被殖民程度远远高于基层；奉为金科玉律的制度也很尴尬，它全然是舶来之物。更为尴尬的是，香港作为特区的身份决定他们还要与广阔中国内地划清界限。新出台的制度要怎样体现香港人主体性？董建华大力推广母语教育，结果被批得一无是处：香港学生怎么可以不学好英语？！比起更多地出入教会的中产及以上人士，打醮拜神的港人更能代表香港特色，更何况边境之外的粤文化早已染上社会主义特色。
过去读好英文做公务员做医生等等是港人阶层上升的主流通道，一旦上升多少程度上便采纳西方行为方式，努力摆脱传统中国人的种种“老土”，并极力与下层划清界限。Joe的妈妈是卖菜的，出了个医生儿子使妈妈成为街坊羡慕的对象，另一方面Joe的“老土”亦即种种不符行为潜规则的行为常常是Henry等人玩笑的对象，Jackey的爸爸开中药铺开中药，虽不会英文没喝过洋墨水却一身西装领结，同是出了车祸Joe的妈妈拉他去酬神，Jackey的父母责怪她过去跟下层人士阿广来往学了骑摩托才导致车祸。虽然这样，Joe还是有资格笑话差人张创业的老土，从台词上来说张的语言相比几个医生也乡土得多。Annie和Gilbert姐弟的父母移民加拿大，对这双儿女在感情上的颠覆传统大体上只能放任自流。当Joe的妈妈知道儿子挑中个寡妇，只能干生闷气，最后听之任之，否则难逃“老土”的标签。回归后，“老土”的那班人时来运转。港英政府采取合作方式，而没有动摇新界宗族势力，回归后借着“解殖”风与中方力量土著宗族的力量借重重“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壮大力量。中资机构大量进入，及与大陆联系的增多也导致更“中国”的劳动力有了更多的机会。就连喝洋墨水的人们负责的对象也已经成了内地的“阿爷”，普通话不会说也要卷着舌头说。
对于脱离底层的人们来说，说英文、不迷信、守规则等等都是香港社会阶层的标志，不可能再回头。而要维持身份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好好为现在的负责对象尽责。都说大陆的中国人有力量破坏世界上任何制度，大陆的行事规则先天与英国制度相左，死守制度还是灵活处理完成职责？这莫过于对“专业精神”的最大考验。
《妙手仁心》中大陆来的Amy是个有意思的角色，她利用第三者好处来到香港，自己的好朋友在香港沦落贫贱。最终她凭着努力，靠着Joe等人的接纳融入了群体。那时候，香港人在大陆人面前多少有优越感，在Amy这样的大陆医生面前可以扮演者教化者的角色。2003年SARS开粤港合作新篇章，钟南山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模式得到肯定，香港医生对大陆医疗水平另眼相看。近年，随着港澳行的不断开放，大量有钱人来到香港购物让香港人认识到一部分大陆人有钱到咋舌的一面。而大学对内地优秀学生的开放、对他们留港的鼓励，让香港人见识到大陆学生学业工作上的优异表现，他们的见多识广也让人讶异。无论是传统社会中的“效忠”情结还是西方基督教中的“平等”思想，都造就香港人待人处事上的谦卑，当两者混合在一起，可以说是内心难以遮掩的“卑微”感。对中产以上人士，当“专业精神”的基石被动摇，信心还剩多少？无怪乎，对英国的“解殖”很快又转向对大陆“殖民”香港的恐惧，“解殖”的对象还有一方。
毋论解殖的对象有多少，“解殖”的核心问题是：香港人该站在哪个位置？某种程度上，香港人在经历着自信心危机，而如本不该怀疑一个人的价值，如Joe教Amy那样，这本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香港社会总体上的趋于保守，经济起飞之后这些年香港社会总体上处于稳定状态，人们经历的变动少，大部分人都享受到了经济腾飞的好处因而倾向于维持现状享受成果，而对香港社会本身反思不够。再加上如前文所述，习惯上以所处“位置”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狭隘性，还有整体上教育对“个人意见”表达鼓励的不足，“勤力做事就可过上好日子”习惯想法的延续，以及效率至上任务中心的工作模式，消费主义至上思想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着香港社会自由思想的茁壮生长和公议的形成，以至于无法形成有“香港人”鲜明标记的讨论空间。空失落。
似乎话题扯远了，想说的是《妙手仁心》这个港人“专业精神”治港自信之下的产物在现实中逐渐隐退的状况，其中所描绘的社会我不知道是否存在过，于我个人而言是“那个不再的香港”。香港要避免沦为中国的一座普通城市，不是死抱殖民时代遗产，也不是兴奋或失落地空向往，而是不断地沟通、尝试、表达，从中塑造起自身独有的身份，那不是英殖民地的，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是香港自己的。这个失望与希望交织的时代与社会，谁能说清楚将来呢？我的确对香港的未来开始担忧，不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大陆人、越来越多的人民币，而是香港人对自身的迷失对未来的短视。作为一个大陆人，我为七一游行变成文艺游行而遗憾，我为一些人的政治“冷感”而遗憾，隐隐约约我觉得有过的机会错过便不再，可作为一个外人除了遗憾又能怎样。我不可能反对大陆人。本来，大陆人在香港的强势对个人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