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首部由英國製片公司開發的亞馬遜劇集，故事設定在戰後的法國高級時裝界，如果對時尚稍有了解的人看這部劇，真是會驚喜不斷、激動不已，其間既有對戰後時裝發展的文化性代入，也有多處對當時幾位時裝大師的致敬（比如巴黎高定的標誌Christian Dior）。這部劇的精彩之處並不在於上層社會背後的勾心鬥角、戰後巴黎的社會亂象或套環式的人物關係，對我來說，祂成功地提起我對劇中虛構的服裝設計師Paul Sabine（Richard Coyle飾）夢想重建巴黎時裝界輝煌的崇高使命感的感同身受，讓人無限懷念那個“時裝的黃金時代”。想一下為什麼以前會對時裝感興趣，連我自己都感覺有點奇怪，但仔細回顧一下倒也沒什麼，最早可能就是被Michael Jackson的衣服閃瞎眼，後來就循著這道光看過去——臥槽，這衣服好貴！——最初對時裝唯一的印象就是“真特麼的貴”。後來看M.J的表演不是光看熱鬧，還會注意到舞臺藝術中聲音、肢體和服裝的搭配所營造出的特殊效果，進而對時尚的某些概念也就心領神會了。從八十年代到猝死之前，有二十多年時間M.J的私人服裝設計師由Dennis Tompkins和Michael Bush擔任，前者還參與了音樂劇Starlight Express和Cat的服裝設計，而後者則是1985年Francis Ford Coppola製作E.O.Captain時與M.J相識，他倆互相砸櫻桃玩從而結下友誼。他們為M.J設計衣服遵從4F的原則，即Fit、Function、Fun、First。M.J穿衣服就是為了引人注目，他懂得光能吸引眼球，所以尤其喜歡在衣服上綴飾萊茵石和亮片；與此同時他還注重衣服穿在身上的舒適感，因而又對中國的絲綢和軟緞情有獨鐘。包括Billy Jean短襪還有在幾乎所有表演中出現的鑲萊茵石和各種水晶寶石的手套，它們在這個人身上體現出的是精緻的一絲不苟，是對自己的苛刻要求。我不知道其他喜歡M·J的人是否注意到這些，我從最初因他把莊園命名為Neverland和他在慈善活動中的形象而喜歡上這位超級巨星，到後來細緻地觀察他的DV中各種細節設置，我發現在我原先輕視的流行文化（我是聽古典音樂長大的）中，竟然有如此之多能令人肅然起敬的東西。這種現代性，將人類的許多審美要求結合到各種技術元素中，古典舞蹈主要以舞者自身的舞姿，而現代舞則將更多背景元素和操控細節加入進來，像Billy Jean中經典的雙箱形褶襇褲，設計者在褲袋裡加入額外的布，使得M·J在編舞時讓＂他的衣服也能表演＂。時尚元素和服裝文化的深刻性還不止於此，它也是一種對身體的馴服與信仰。也許正是由於法國時裝的發達，使得戰後法國哲學家在符號學和身體研究（包括身體消費和身體觀念演變史等）取得豐碩的成果，R·B的《流行體系》是其花費十年對時裝進行符號解構的一部重要的風格轉變之作，而從巴塔耶開始並逐漸發展壯大的身體研究更是法國學術的重要部分。時裝文化不僅給學術研究帶來靈感，更是社會變革的先導，西方女性身體的解放就是從上世紀初設計師們去掉緊身胸衣的嘗試開始的（和東方服飾常見的寬鬆舒適不同，西方的著裝觀念都是以緊身的設計體現女性身體的優美曲線，最近國內輿論比較火的山本耀司，在1993年出的一款黑色垂紗裙就很能體現這種區別），而戰後法國文化的復興更是由時裝界的振興直接推動的。正是由於像P·Sarbine這樣對美與時尚心懷理想的人，才使得經歷過毀滅性的德占期、經歷過戰後物質匱乏時期，巴黎仍然能恢復往日的優雅與輝煌。時尚元素是一個能真正體現城市文化和城市性格的東西，曾經有＂東方巴黎＂之稱的上海，經過日占的打擊、內戰的動蕩，這座城市的霓虹燈從未熄滅，而經歷文革，它的霓虹燈再未亮起。其中有太多難以言說的東西，但時尚文化的燈——你看著它時就能明白什麼。此外，時裝文化還和我喜歡的那些老電影緊密相關。記不記得《龍鳳配》裏赫本那一身優美節制的打扮，這套電影史上（可能是）最重要的經典禮服，就是由Hubert de Givenchy——著名時裝品牌紀梵希的創立人設計的，“奧黛麗·赫本”式晚禮服“演繹了紀梵希的經典設計風格：精緻高雅典範，純潔完美無瑕”。而George Armani為Richard Gere在《美國舞男》中設計的服裝，不僅提升了其品牌知名度，也掀起了一陣松垮、寬肩夾克衫的風潮。如今越來越多的影星、歌星與各種時尚品牌合作，如Keira Knightley和香奈兒、Scarlett Johansson和路易·威登等，都使得時尚文化的傳播更進一步的公眾化。對於社會大眾，能欣賞美和能不能欣賞得起沒是兩回事，像劇裏出現的因為物質匱乏，底層民眾對Nina何其代表的文化面向的誤解和仇視舉動，簡直是喪心病狂（我在此無意批評民眾的無知與貧乏，但因為理解的隔閡而施以暴力，這本質上就是一種病態）。

鐵中改建前，附近有個書報亭，賣些小人書和過刊的時裝或名表之類的雜誌，小學時週末去機務段職工澡堂洗澡，經常會順路買幾本帶回去看，那些雜誌品相都很好，還有像《看電影》之類的附贈的光碟都還在。我那時養成一個習慣——閱讀一個自己並不十分理解的群體，不加意見，因而那時就已形成了對文化敵視的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