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818

以下是我在看《北之樱守》的全程溜号中想到的几个事情。

因为没法活在舆论真空里，所以各种各样的观点我们多少都会接触到，比如对一些涉及战争题材的日本电影的批评。“片面强调本国民众遭受的灾难，刻意忽略给国际社会带来的伤害”，宫崎骏的《起风了》、山田洋次的《小小的家》、电影旬报十佳《在这世界的角落》，在国内都遭遇过类似的争议。

于是在看到日军军服这个已经被赋予了极强象征意义的符号的时候，我几乎是条件反射地想到了这些批评。

其实“苦难叙事”作为一种题材，国内也有不少，文字上有伤痕文学，影像上也有《芙蓉镇》啊《蓝风筝》啊《闯入者》还有《陆犯焉识》啊。拿《陆犯焉识》来说，我们对它也是不太满意，主要是，它有没有积极的意义呢？应该是有的，因为还是说了一些有必要去说的东西。

但是它有多大的意义呢？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因为很明显它说得不够多，所以不仅是对“真实”本身，还是对基于真实的思考来说，它都不完整，自然也要在价值上打折扣。

换个说法就是，涉足一个题材只是第一步，深入它则需要做得更多。苦难叙事的作品也是一样，这里作为题材之源的“苦难”是一个宏观词汇，它指向的是战争或运动等事件带来的大范围和全方位的影响，其中包涵的东西很多，单独拿出来什么都不可能完成一个全景的拼图，更何况有的还需要进入表面以下去分析，这也就注定了单一视角的诠释方法是肯定会受到怀疑的。

这么一想，类似于片面强调刻意忽略这样的批评也就合理了。不过这种合理性是建立在把苦难叙事的定义确立为客观标准的前提下才成立的，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同样的批评话语，很有可能是出于作为战争受害者的我们的义愤，也就是民族情感。一样的结论，却出于不同的原因，这个局面看起来奇怪，其实也不过就是因为评价标准由客观变成了主观。

这么一变，虽然不影响结果的实体，却损害了结果的可信性。因为以预设的身份去观看和评价，也就意味着很可能有了一个预设的立场，或者更加有害的，有了一个先导的情绪。如果预设了立场，我们多半是倾向于对它证实而不是证伪，而为了证实，比如说战争受害者的这么个立场，就要求我们给自己赋权，进而使用这个权力去向对方要一个说法。这在国际政治上完全行得通，舆论场上讨论相关问题也都可以，但对一部电影……

我虽然不能完全肯定，但看起来它们也不像是被拍出来然后拿到受害者面前去宣传的呀，就像我们的历史剧，怎么拍、怎么看、怎么评价都是我们自己的事，如果不停有老外跑过来说这么拍不行不行你们应该那么拍，这是不是很奇怪呢？并不是说这么做于理不合，很多如此批评的人既没有恶意也不极端，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赋权以至于使用被赋予的权利都是很严肃的事情，门槛太低的话就会有滥用的嫌疑。权利的滥用会导致权利自身的庸俗化，进而让行使权利的人产生某种偏见，偏见又会让我们看到的东西变形失真，不过这种特定偏见导致的失真并不随机，而是往往指向我们预设的那个立场。

所以预设立场是倾向于循环论证和自我强化的，很容易让人陷进去而不自知。我们站在预设立场上进行的每一次批评，其实都在透支追求理性的那部分人的耐心，同时也在巩固以情绪代替思考的那部分人的思维定势——很显然这两样都不是什么好事。更何况，用这样的方式去拿到一个本可以更加有说服力地取得的结论，实际上是事倍功半而得不偿失的。

受害者有权要求补偿，但在我们行使权利的时候，我们是否意识到了自己实际上是拥有这项权利的呢？或者我们只是在跟随着流行的民族情绪作出下意识的动作？民族主义可以凝聚人心，反过来也可以煽动排外，一百年前我们需要前者，但现在更需要的是提防后者。

当然回到这个片子，它也不是非得按我这么看，比如它也可以被理解成是讲了一个母亲赎罪的故事。“一个人，背负着负罪感过了半辈子，本来是国家和社会的失控造成的灾难，却要由个体来负责，这是公平的吗？”这么一来，比起基于特定背景的苦难叙事，它的主题就变成普适的了。如果想要跳出族群利益这个充满对抗性的圈子，这个方向可以试一试。

欢迎关注公众号抛开书本“（paokai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