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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移山相关影评
- 简单了解了一下《愚公移山》的背景，本片拍摄于1972年，伊文思所带剧组行经大半个中国，呆了4个多月，最后成片一共有12部，每部一个主题，目前在国内能看到的似乎屈指可数，包括这部《上海第三医药商店》。之前有影评称这是一部为文革捧场的宣传电影，我不这样认为。虽然毋庸讳言，当时拍摄背景是有些政治因素掺杂其中。彼时文革风靡欧洲，不但在中国，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些青年人也自发举行类似中国文革这样质疑文化、推翻一切、要求变革的活动，这大抵是青春期荷尔蒙分泌过度造成的。比对中法两国“文革”的差异，伊文思整理了两百多个问题，带着对中国的一肚子好奇来到中国，恳请周总理同意予以拍摄。周总理则大方表示伊文思可以随意去拍。以上，是今日放映在场的当年随组编剧陆（？）女士的回忆。当然，按着中国的国情，即便总理这样明确表示，下面的官员为了“完美地”执行政治任务，自然也不可避免地猜度圣意，为伊文思的实际拍摄暗中做了许多“准备工作”。比如尽量带他去一些能看到中国一派欣欣向荣、老百姓兴高采烈的所在。这可能也是伊文思感到施展不开拳脚的郁闷之处。然而尽管采访的人物被规定，拍摄的场地被限制，但是在种种限制之内，伊文思仍然尽可能地动用了一切手段来纪录真实。《上海第三医药商店》便是在这样一种矛盾中诞生的产物。我们一方面看到，生活在1972年的上海人民在工作中不时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虚心接受群众意见，言必称“又红又专”或是“为人民服务”。他们的所作所为仿佛时时心系集体和群众，而这一切恰又是文革带来的福音。当然，这些表述在今天看来，自然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是恰恰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不言而喻的心理活动。然而另一方面，伊文思将镜头对准了人和人物活动，让我们看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作为一个普通的凡人，他不可能活在政治真空中，他要吃饭、劳动、与人打交道，他要生存、繁衍、为未来筹谋打算，这些最自然、最生活的一面。听陆女士和伊文思夫人介绍，当年伊文思所问的问题没有一个是事先准备过的，都是随机、临时的发问，而遇到一些突发事件，也连忙找机器拍摄下来。我想，他这么做，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地真实纪录当下。他试图挖掘，在那些千篇一律的官方答案背后，作为一个个体，他们有没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和思考呢？于是我们在片中，看到了有趣的细节。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小刘，他总是人们批评的对象，因为他嗓门大，对顾客不耐烦，所以同事和领导在会议上对他展开批评，并要求他改掉不耐烦的毛病。可是小刘除了歉然地笑笑之外，还是带着一点不服气地为自己辩解，强调客观原因，并且在下一次照样犯错。这个“虚心接受，坚决不改”的形象瞬间变得鲜活起来，因为他有情绪，有想法，而不是像机器一样逆来顺受。再比如那个药店的女柜员，导演冷不丁抛给她关于妇女解放的话题。当然在彼时的政治氛围之下，被采访者在镜头前会不自觉地掩饰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而不得不以一种斟酌的、合适的方式进行委婉地表达。于是，女柜员在导演问她“你觉得你是属于解放的妇女吗？”时，她腼腆地笑了。我注意到她的回答中有一些不确定的成分，“我……应该是解放了吧？”“以后一定会更解放的。”这个回答是迟疑的、羞怯的，带有几分停顿的，是来不及准备之后的反应。我们从言辞的不确定和略微闪烁其词中便能琢磨出一些人物真实的想法。此外，还有顾客买了东西想要退货，老农妇对药店针灸人员表示不满以及女柜员回到家中照顾孩子的片段，这些都和我们过去看到的表现文革的画面大不相同。而正是这一面，在中国的纪录影像镜头里，是稀缺的，极其罕见的，因而弥足珍贵。我们知道，“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总量”，即便英雄推动了时代，历史的基本底色仍然是由朴素的人民所绘上的。轰轰烈烈、红红火火的场面是属于文革的一部分，但在这部分热闹的活动背面，还有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那就是人民的生活。衣食住行，言谈举止，生活相处，这些最基本的人类活动，不会因为某个活动的兴起而中断，它们是一个民族绵延的底气。在这方面，伊文思用他那被限制的画面，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影像，那里纪录着父辈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