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非虚构电影”，也可称作“纪实电影”或“纪录片”。尤其是一想到“历史纪录片”，脑中掠过的镜头基本上就是历史照片加上画外音。鉴于科技发展的原因，活动的历史影像寥寥无几，所以拍摄历史纪录片，基本靠旧照片支撑，佐以或委婉或激昂的“朗诵”。正是缘于这先入为主的印象，我对《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这样的片子不敢看好——试想一下，在无法虚构的前提下，一个历史故事再曲折再离奇，单靠讲述能怎样生动？我猜想，无非是采访几个历史人物的后人，用他们的画外音配上旧照片，用上一点故弄玄虚的技巧，把材料呈现得扑朔迷离而已，还能制造怎样的惊喜？

然而当我坐进影院，渐渐被导演带入历史的“至暗时刻”，等到场灯亮起，不由感叹：此片无论在内容的把控还是形式的探索上，都非常成功，可谓独具特色，别有一功，也理解了为何片方敢将它置身于故事片如林的档期中。从其品相看，它不输给国产故事片，甚至会因其独特的风姿而引人注目。

从“内容的把控”上看，导演对史实了然于心，因此在需要“揉碎了、掰开了”讲故事时，表现出了镇静的情绪。片尾那些历史学家的三言两语和名人之后的娓娓短述，印证了史实的无懈可击。此外，在故事抽丝剥茧、拨云散雾的过程中，没有因为“章回体呈现法”而增加观众的观影障碍，而是对历史细节紧扣不放，层层推进，从中，让人看到导演的功课做得非常到位。

在“形式的探索”上，更是可圈可点。首先是“适度的演”，就是仿佛让历史人物出现在银幕上一样，又不让他们“过度表演”，止于“生动图解”。根据讲述的需要，该动时动，该定格时随时定格，甚至还有回放和重现，表现的手段非常灵活。片中的人物基本没有台词，时刻提醒观众这是一部非虚构的纪录片而不是虚构的故事片。这些丰富的表现手段，让这段“刺杀之谜”的历史故事几乎有了故事片的品相，却又让观众与它拉开距离。导演始终秉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哪怕在人物身上倾注了感情，但在史实的呈现上，决不贸然动情，在进出自如的电影语言中，一以贯之坚守的是纪录片的品质。

导演韩晶在其微博上说了这样几句话：“作为‘民国刺杀’系列非虚构电影的第一部，‘刺宋’给我的最大启示是，不迷恋虚构，历史才是最了不起的戏剧大师。”这是在说，真实的历史事件有时比虚构的故事更有震撼力，与其费尽心思去虚构故事情节，不如完整再现历史细节，而观众对故事片和纪录片的心理期待是不同的，当观众知道它是一部纪录片，就不会苛求其故事情节的精彩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一旦纪录片还呈现了精彩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那这就毫无疑问是加分项了。

此片还极其大胆地用“死人说活人话”的方式串联全片，这是敢冒风险的勇敢尝试。四股势力，三方杀手，两个目标，一个替罪羊——恰恰是这个不幸中弹死亡的替罪羊，成为导演选中的“最佳讲述者”，因为他是宋子文的秘书，是与被行刺的第一主角朝夕相处感情深厚的人。他的讲述从日常生活切入，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从呈现的效果看，似乎唯有如此讲述，才能让人如临其境。即便在他归西后，他用在另一个世界的眼睛看待着一切，把他死后的种种告诉观众，竟一点也不违和——因为从故事的一开始，这个人物已经在观众心目中驻扎了，人们愿意听他说话，况且都明白这是“导演的故意”，她是要通过他的口，呈现后来的历史情形。如果突然换了画外音，那才显得突兀呢。

由此看来，在纪录片的故事呈现上，如何将客观的“无我之境”化成具有感情色彩的“有我之境”，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也非常考验导演的才华。用得不好，极可能弄巧成拙，变得不伦不类，容易伤害纪录片应有的品相。可是本片从“让活人说话”到“让死人说话”的衔接非常自然，导演对观众心理接受的考量做了正确的估计，这是非常可贵的探索和创新，展露了导演多方面的才华。

在今天，讲述一起发生在1931年上海的震惊全国的刺杀事件，能讲到如何精彩的程度？观片前我心存疑惑，但看完后，我莫名惊喜。难怪它能够成为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影片和第10届澳门国际电影节入围影片，并荣获“2018中国中央档案馆年度收藏作品“与“上海四十年20部优秀文史电影”等多项殊荣。如今终于在全国上映，如有机会领略这部“全新的非虚构电影”，不要错过。尤其是有志于纪录片的同行，想必可以在该片“呈现形式的创新”上，受到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