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到朱羽老师的书《社会主义与“自然”：1959-1960年代中国美学争论与文艺实践研究》，在第四章“社会主义喜剧与内在自然的改造”中有对这部电影的案例研究。这一章节内容及其庞杂，先提出西方关于“笑”的三个主要理论，其中包括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优越论”，即认为人是在与比自己差的人事物比较时，因优越感而笑。苏联美学也在实际中依赖于“优越论”，只不过是将比较的客体具体为陈旧腐朽的东西时，使人感到自己相比于旧世界的优越性。“尽管讽刺和幽默所反对的反动力量和旧东西目前还占统治地位，还在压迫新的进步的东西，但是他们是历史上注定要灭亡的——这是对待某些社会现象所采取的充满着深刻幽默的讽刺态度的基础。”因此讽刺在苏联美学中是“喜”的重要表现手段，不仅出现在电影中，也出现于漫画等其他媒介中。

对中国来说，虽然沿袭苏联美学、用讽刺以否定旧世界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于刚刚获得了崇高地位的工农兵群体，“如何在趣味、情感和审美上确立自身的普遍性，赢得文化真正的领导权”。这一巩固身份的时期也是喜剧的沉寂期。如果要以工农兵为主体拍摄喜剧电影，那就等于一些看似无关痛痒的、只为塑造氛围或给人物增加色彩的噱头、调侃都极有可能被上升到对这一群体身份的挑衅。直到五十年代中后期，尤其是双百方针施行后，文艺创作的环境才得以稍稍松绑，对创作的评判也稍稍得以与政治立场松绑。

这部电影据说上映时场场爆满，但双百方针太过短暂，随后的反右中，又引起了争论。1958年4月18日康生在与周恩来一起的制片厂厂长座谈会上严厉的批评了包括此片在内的多部57、58年拍摄的影片，康生指责宣传罗隆基思想”，并说：“《球场风波》所描写的风波是打球胜利后解决的，依我看是人大代表视察才解决了风波，如果是这样的话，共产党到哪里去了？既然矛盾要人大代表来解决，那么机关中的共产党、共青团哪里去了？”

这样的批评在现在看来简直都有点搞笑。一个普通的情节设定都能演绎至此。

四人帮之一姚文元也写了批评文章，影响较大。他的批评还主要集中于小资风格、人物人设等，主要还是针对电影的“低级趣味”。比如片中女主角完全是上海大小姐的样貌、住花园洋房、男二偷拿女主照片人品太差等。

朱羽老师认为当时的批评基本还是关于趣味，并未完全上纲上线到反右的程度。又看到编剧唐振常的回忆录，反右期间批评的范围似乎很广，连剧本的责任编辑李天济都牵扯其中。在张硕果的《十七年上海电影文化研究》中，也记录了1958年4月18日起的对这些电影猛烈且广泛的批评活动。

“1958年12月2日，陈荒煤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1957年电影艺术片中错误思想倾向的批判》一文。文章把1957年电影艺术片中的错误倾向分为三类。

首先，滥用讽刺，借口“反映真实”“干预生活”，直接攻击党和新社会，反对党的领导。“........

其次，抹杀党的领导，违反党的政策，取消或歪曲党员及领导人物的形象，歪曲党的生活和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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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宣扬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思想情感，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除陈荒煤外，1958年内，郑君里、赵明、姚文元、鲁思、顾仲彝、黄钢、瞿白音、郑暮楠、邢祖文、耿西、千家驹和方行等也纷纷在报纸杂志上撰文，批评了1957年全国特别是上影所摄制的影片。对此，上海方面的党政领导虽然有意见，袁文殊也写了文章与陈荒煤讨论，陈荒煤和《人民日报》编辑部也承认他的意见基本正确，并做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评，但是发行部门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还是停映了部分受批评影片：《幸福》、《雾海夜航》、《洞箫横吹》、《情长谊深》和《球场风波》5部影片就被停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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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上，我们把1958～1960年都看作“大跃进”时代，然而，电影界真正意义上的“大跃进”到1959年就已经结束了。1959年1月，文化部电影局对1958年工作进行了总结，指出“大跃进”中存在缺乏科学精神、发展比例失调、影片粗制滥造、管理制度混乱等问题。2月，中宣部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批评“大跃进”中文艺工作存在过热和浮夸等偏向。文化部党组在检查中指出，电影方面存在影片宣传浮夸风，电影事业发展头脑发热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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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从时间上看，从58年4月到59年1月，确实时间仅短短半年多，具体当时引起的是多大范围的讨论如今也难以把握。这几天看王小鲁的《电影意志》，他说电影完成制作开始流通后，就好像具有了自己的意志，再也不由创作者的意志来决定了，而是在世间往返播映、四处游历，于不同的时空中，激发完全不同的情感和行动。这基本适用于所有创作。作为创作者来说，作品的释义可能远远超过自己的控制，这不得不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在平稳的年代也许只表现为影评人和普通观众的各种联想和强行阐释，到了zz斗争的年代可就是腥风血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