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贡与弗拉多的告别，与摄政王子波罗莫之死是这部影片的高潮，也是相对原著，我认为电影改动最成功的地方之一。

与原著不同， 阿拉贡不是放任弗拉多离去而停止追赶，而是确认了弗拉多从队员的威胁中独自守护魔戒的动机，并克服了魔戒的诱惑；而相应的，在电影版中，波罗莫在死前得知了阿拉贡成功抵抗了魔戒，留下了感动的泪水，并在最后的时刻向对方宣誓效忠。此事件后，远征队分崩离析，分头行动，进入一下一阶段“双塔奇兵”。

但或许会有读者存在疑问：为什么阿拉贡等人（尤其是原著中未与对方沟通的情况下）会放任弗拉多一人逃走，没采取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措施保护？他为什么相信弗拉多一个人会比自己更不容易受到诱惑？为什么会说“持戒人的命运不再由我掌控”而放弃守护魔戒的任务，宁愿去追赶当时看来并无战略意义的梅里和皮平呢？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我们会知道弗拉多与山姆的确具备完成使命的能力，会知道梅里和皮平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追踪梅皮二人的阿拉贡拯救了洛汗和刚铎，并成功登基为王。但从当事人的视角，魔戒决定中土世界命运的关键所在，失去魔戒就等于失去一切，一时杀死再多的敌人，守住再多的城池，救回再多的霍比特人也无法挽回这一损失。为什么他们要将这一重任扔给两个毫无战斗力的半身人呢？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背后，恰恰是原著作者托尔金价值观的体现：与崇尚拼搏与改变的现代理念不同，在托尔金的世界中，对命运的顺从与信仰才是真正的美德所在。

宿命与本分

托尔金所定义的美德一言以蔽之，就是忠于“本分”，接受你出生之时便注定的命运。守本分者都是正面人物。这体现在三个彼此嵌套的领域：血统、社会阶级与预言。换言之，你的出身血统会决定未来的社会地位，并跟据你对命运的态度实现预言。

例如阿拉贡是王室血脉的继承者，所以他有资格承担拯救白城于危难之中的救世主职责，成为了刚铎的正统继承人。在这里，被注定的命运通过血统转化为社会地位，从而印证了圣白树再度开花、圣剑得以重铸、王者回归刚铎的预言。

法拉墨同样拥有西方努曼努尔血统，而且体现得异常鲜明（原著中甘道夫语），但他是宰相的后裔，血统相对阿拉贡不那么高贵，最终成为了新国王的宰相与左右手；而他的哥哥波罗莫血统则没有那么鲜明，为此结局更差，人物形象也更糟一些（尤其在原著中）；

而洛汗的伊欧墨与伊欧玟同样是善良正直的好人，但他们没有努曼诺尔血统，是所谓的中民(middle man)，所以分别成为了一方诸侯与宰相的妻子，他们养殖的马匹同样也具备高贵的血统；

而全书中表现得人性最纯洁质朴、甚至可能是最能对抗魔戒之人的山姆，他的美德同样则是忠于本分：面对魔戒的诱惑，他始终记得自己是弗拉多老爷的仆从与友人，对不属于自己的财富权力坚决说不。

而与以上人物相反，那些不忠于本分，想改变出生以来注定命运与阶级的人则是反派。他们逃避命运的态度同样也会验证预言，走向悲惨的结局。

例如白衣萨鲁曼不满足于贤者的身份，想要成为中土的统治者，从而遭到了毁灭；

埃希铎、咕噜、波罗莫想获得不该属于自己的魔戒之力，最终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索隆与其主人米尔寇反抗西方诸神的意志，想独占中土大陆，最终被毁灭；

而前传精灵宝钻中的费阿诺东征与努曼诺尔的毁灭，也都是违背诸神意志、想超越自身命运的结果。

综上所述，托尔金作品中是非善恶的标准根本上为是否遵循命运，或者诸神的意志：那些遵守命运安排，严守本分的都是好人，那些想超越自身命运，挑战诸神的，则是贪婪的叛逆者。托尔金这套价值理念从何而来？我个人觉得可能有以上三个源泉。

宿命之源

一是民间传说中的“禁忌”主题。禁忌和追寻一样，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的传说主题，表现为某种强大的诱惑通过激发人类的原罪与恶念造成毁灭性的后果，体现了人对自然的敬畏。指环就代表某种禁忌的力量，一如其雏形《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给每一个主任带领了毁灭的厄运。与敬畏相对的原罪，则是好奇与贪婪。这一影响如今则体现在恐怖片中，了解这类影片的读者都知道：有多少恐怖事件是因为某个手贱的人触发禁忌机关造成的呢？

二是中世纪的封建价值观。在中世纪中，对王权与教权的服从是真正的美德，为此才出现了以罗兰为代表的骑士精神。指环王原著中，希优顿受朱红令箭的约束而对刚铎的效忠本质上也是中世纪分封附庸关系的体现：洛汗先祖伊欧以盟友的身份获得了刚铎赠与的北方国土，平时两国高度独立，互不干涉，但承诺在刚铎遇到危机时施以援手，依旧有主君与封臣分封关系的色彩。而推广到整个社会的统治秩序，每个阶层的人也应做与自己身份相符之事，国王当好国王，封臣当好封臣，贵族做好贵族，农民做好仆从之事。在始终保留王室与贵族体现的英国，这一思想的影响更加深远，直到现今，阶级的鸿沟依旧巨大。

三是基督教思想。索隆与其主人米尔寇宁愿中土而王，不愿西方为奴的思想就是撒旦形象的衍生。为新王加冕的甘道夫扮演了教皇的角色，也是实质上神的使者，众人的精神导师；贤者与精灵领袖组成的圣白议会则更像世俗王权外的教廷。一如教义权威不容撼动，诸神的意志也在事实上代表着绝对的正义。在神的威权下，服从与信仰胜过质疑与叛逆，比起个人的思考与欲望，虔诚与信仰坚定才是这一道德体系下的真正智慧。

三者合一，则形成了托尔金世界中的宿命观——对禁忌之诱惑的抵抗、对中世纪封建道义的遵守、与对西方诸神的意志的信仰，铸就了遵守本分者的道德高地，使得忠于命运的安排成为了一种“大智慧”。

这也是为什么托尔金小说中的好人都表现得随遇而安，因为他们坚信世界的有序性，冥冥中一切自由天定，为此桥到船头自然直。为此原著中爱隆在众人走时让他们相信命运的指引，可以毫无计划，随波逐流，甚至适时解散；甘道夫也预言咕噜也会扮演关键作用，这种信念的背后是对诸神所创造世界之秩序的坚信。而与之相反，坏人往往功利心强，不信天、不信神、不信命运，只信自己，靠着魔法、工业、指环等黑科技，做一些僭越自身身份地位之事，结果弄巧成拙，自取灭亡。

而用中国化的语境诠释，这一天命观颇接近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下的理想统治秩序，一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田园牧歌。如在三国演义中，曹操之所以成为反派，就在于他窥伺神器，试图攫取他继承权中本不该拥有的皇位。由于曹操本身甚至连世家贵族身份都不具备，去掠夺本分之外之物，自然是封建道德下的政治不正确。而刘备之所以是正派，则在于汉室血统给予了他统治的合法性，一如阿拉贡的血统保障了他的继承权一样。某种程度上，这种强调命运之威权的观点不是东西之分，而是源于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催生的意识差异：在活动范围极为有限的农业社会，阶级更为固定，雄心壮志受到打压，乐天知命则是美德；但到了高节奏的工业社会，工商业资产阶级超越了故步自封的封建地主成为上层阶级，胆识、眼界、与辩才成为了成功人士的标配。但显然，托尔金更怀念那个田园牧歌世界的道德观。

命运的有限责任制

所以，什么是托尔金的命运观？

那就是命运由天注定，体现为你的阶级、血统与在预言中的角色。一个人不该反抗命运，或试图超越他出生之时被赋予的角色，否则会受到命运的诅咒。而忠于命运的安排，则会得到水到渠成的报酬。

那什么是托尔金眼中的英雄人物？

就是坚定遵守命运安排，自我克制、严守本分的人，这就是托尔金英雄观的本质。托尔金认为即使是小人物也能完成的英雄般的伟业，其实是在说小人物想要成为英雄必须始终是小人物。山姆之所以是英雄，因为他在魔戒的诱惑前遵守了命运的本分，始终是弗拉多的忠实仆从，如果他想改变命运，妄想超越原有阶级成为国王或领主，就可能屈从于魔戒的诱惑，变成萨鲁曼那样的反派。

为此我们可以回答开头的问题，阿拉贡为什么放走弗拉多？

了解托尔金的命运观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因为那不是他的本分，不是他命运的一部分。

阿拉贡的命运就是回归米纳斯提力斯，登基为王。托尔金给他安排的命运里不包括守护魔戒。作为一个正派人人物，他也感悟到了这一点。用中国人的话讲，那就是：“此乃天意。”既然弗拉多已走，剩下的事他就管不了了。

所以这就是托尔金的宿命论，个人对命运的有限责任制——每个人只需完成命运给予你扮演的角色。就像小人物无法成为大人物一样，大人物也只能完成命中由大人物来做的事，所以阿拉贡能成为国王，拯救国家，但不能碰魔戒，而应该把这一任务交给小人物来完成。换言之，即使身为国王，阿拉贡却也不是命运真正的主人，只是已注定预言的执行者，一个只关注自己任务的细分项目经理，接受来自命运的有限责任，只做好自己的部分，而不会插手其它部门的命运任务，更不会妄图改变整个组织的战略走向。为此，阿拉贡的抽身而去自然合情合理：在托尔金的中土世界中，将未来交给命运定夺，绝不是懒惰与不负责，而是智慧与内心坚定的表现。

电影重构下的命运之路

所以托尔金的道德观歌颂的是对现行秩序的捍卫与对欲望的克制，批判的是野心与贪婪，宣扬乐天知命、顺其自然，反对人定胜天、征服命运。这与文艺复兴后不断发展的西方个人主义观点有所冲突：比起自我克制，现代社会更关心的品质是成功，“野心勃勃”，“不择手段”在逐步演变为褒义词，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也取代了血统论，改变命运成为励志的代名词。这一观念的典型代表就是美国梦：英雄不问出处，只要有野心与实力，任何人都能在米利坚发迹。如果托尔金复活，他多半会排斥好莱坞的美国价值观，所幸这部电影尽可能地保留了原著的风貌。

但比起原著保守的宿命论，我认为指环王在命运设置上最大的问题是预言的无趣与单调。体现命运力量强大的方法不是让角色遵从命运的安排，而是让他们不断怀疑、反抗，乃至逃离命运，却依旧会让预言以别的方式实现。例如俄狄浦斯的父亲为了逃避其杀父娶母的预言试图杀死襁褓中的孩子，但这预言却以更诡异的方式实现；麦克白在预言下所向无敌，但预言中能打败他的荒谬意外却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一一化为真实。

而指环王的预言相比之下过于平铺直叙，缺乏艺术性，唯一的波澜只有甘道夫对咕噜的预言。而关于断剑重铸、圣白树开花的歌谣都极度直白，与其说是预言，更像是角色持有的游戏攻略说明，非但没能增强悬疑，反而以一种“钦定”的方式降低了紧张感。

而更大的问题则在于，如果你和托尔金没有一套共同的价值观，你会无法理解许多人物的动机与情节合理性。例如虔诚的基督徒、佛教徒或宿命论者，可能会在阿拉贡放走弗拉多一事上和托尔金达成共鸣：命中注定的事就不要在插手了。但如果不自行脑部一些宿命论的补丁与设定，这就不是一个合理自洽的桥段，因为单从文本中，你找不到足够坚实的证据解释阿拉贡此时的高度不作为，而更像是为了情节发展生搬硬凑的转折。同样，其它情节也是如此——按原著的逻辑，既然阿拉贡早就打算重回米纳斯提力斯继承王位，为何要一直等到七十多岁，城破在即时才现身？仿佛通过命运算到了登基的最大阻碍——摄政王迪耐瑟会在此时身死使他能够顺理成章地登基一样。至少在我看来，在一些较真而又现实的读者来看，托尔金的作品中人物动机斧凿感颇重，脱离了他所宣扬的，应在奇幻中建立的真实感。

所以电影版的阿拉贡送别弗拉多的改编，至少更易于现代观众理解，这个情节一箭双雕：一方面，弗拉多“你能否从自己手中保护我”的质问让阿拉贡了解了其一人出走的原因，使阿拉贡与护戒任务的脱离显得不那么生硬；另一方面，阿拉贡得以克服诱惑使他获得了波罗莫死前的效忠，不仅丰富了波罗莫的形象，也促成了阿拉贡的第一次成长转变：他第一次将刚铎称为“我们的人民”，并许下了米纳斯提力斯永不陷落的誓言，从自我流放中迈出了第一步。这其实是电影三部曲的共同特点：大量原著中的传奇人物被世俗化，并增加了其变化成长的过程，刻画了更纤细而个性化的心理转变（详见第二世界的再造伟业——论指环王电影三部曲对原著的重构与传承）。

但如果托尔金本人复生，我猜测他不会喜欢这些改变。托尔金似乎偏好静态的人物，恒久不变的命运，意志坚决、始终如一的形象，以及人物在广阔历史版图中的壮美与忧伤，并不热衷于微观视角下人物的自我改变与细腻的心理发展，尤其是试图挣命运的野心。可以说，托尔金崇尚的是适度的奋斗与努力，在被命运所安置的阶梯上做好本职工作，而厌恶对自己角色权限的僭越。也是出于这一原因，阿拉贡坦然遵从命运的指引前往洛汗与刚铎，而将守护戒指的使命交给了弗拉多，中土大陆最艰巨使命的真正负责人，而踏上迎接自身命运的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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