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近代早期的猎巫运动是长久以来基督教打击巫魔传统的一次大爆发,是有理论、有意识、有步骤的社会行动。在宗教改革和话语权确立之前，被神学所统治的中世纪，用于给“巫术行为”定罪的《女巫之锤》是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书籍，轰轰烈烈的猎巫运动成为一种“合法”的审判，“巫术”成为了一种可以包罗万象的罪名，臭名昭著的“萨勒姆女巫案”就是以此为背景发生的，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正是以此为原型创作了话剧《萨勒姆的女巫》。

一群孩子含混不清的指控便将小镇搅的天翻地覆，未知所导致的恐惧像浓雾一样四处弥漫将真相映掩，像藤蔓一样在暗处疯狂滋生变成锁链将良知束缚。尖叫，奔逃，指证，杀人的利刃自深渊中生长，在十字架背后生长，在法官的审判席上生长，它们支撑起这片小小的天地，将黑夜穿刺成血红，而圣器悬挂在血盆大口中央，是亮堂堂的昭昭的恶。

恶意自恐惧之中发芽——是对魔鬼的恐惧也是对上帝的恐惧。女巫是魔鬼的代言人，上帝的代言人则是法庭，是教士也是乡绅，是一切被绝对化“信仰”和“权力”。村民们出于对魔鬼的恐惧互相指证彼此是女巫，在打着正义旗号在这场猎巫运动中发泄自己平日积攒下的愤恨、嫉妒甚至羡慕，一切与统一信仰相悖离的都是女巫。正如剧中霍尔所言“施巫是个眼睛看不见的罪行”，所以这一罪名可以包罗万象，哪怕他们的所谓罪行只是“念祷告词时偷笑”。而法官也以此为荣，光荣地宣扬自己的显赫：“因为我的签字，有四百多人进入监狱，其中有七十二人被处以绞刑。”因为上帝是唯一而且绝对的正确，在说出指控的那一刹那，证人将会变成上帝的手指，一切腌臜的肮脏心思都会变得高尚而纯洁，仅仅靠着叫嚣就可以取得天国的钥匙重新书写法律。阿瑟•米勒创作这部话剧时，美国正处于麦卡锡主义所带来的红色恐怖之中；而当话剧第一次在中国上映时，中国恰好从文g的疯狂中清醒过来。不同事件与地区的现实与虚构诡异重合——当人民陷入疯狂虔诚的时候，一切都会变得过激且畸形，而正是这种过分的虔诚，拉进了他们与魔鬼的距离。

卡洛金斯伯格曾在《夜间的战斗》一书中提到一个女巫的经历，她选择成为女巫的原因是由于正常的情感需求长期受到压抑，把个人缺失的情感寄托于“女巫”或是“魔鬼”身上，用巫术去报仇来获得感情慰藉，用这种“邪恶”的信仰减轻内心的苦楚和伤害。社会环境对于正当欲望的病态压抑才是“不正当”的产生根源。剧中导致悲剧发生的那场舞蹈本来也只是女孩子们乞求心上人爱上自己的祈福仪式，而借由此事展开疯狂报复的阿碧格也不过是想要得到普罗克托的爱情，在一片黑暗之中，她只是“不愿重新闭上眼睛。”全剧并对魔鬼的直接描写，也没有出现真正的女巫，那么魔鬼是什么样子的呢？女巫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最先被指认为女巫的蒂图巴说：“在我们那儿，魔鬼很快乐，可以唱歌也可以跳舞。”

对一个神的极端吹捧无异于对一群人的蔑视，对神的极端崇拜压倒了对人的基本尊重，一切与神相悖的都是魔鬼。所以当伊丽莎白肯定自我评判的价值的时候，当霍尔幡然醒悟“每一条生命都是宝贵的”的时候，当普罗克托吼出“上帝已经死了”的时候，笼罩在小镇上空的阴云已经被打破——信仰如果带来了鲜血和桎梏，就不要再坚信那种信仰。即使是光荣的原则，也不可以成为剥夺人的生命的正当理由。

没有女巫，上帝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