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世界性的反抗运动，欧洲影坛的西部片迅速用《革命万岁》和《伟大的寂静》给出了回应。好莱坞的发生则显得姗姗来迟，直到彼得·方达的修正主义西部片《帮手》才算是对于时局有了隐喻性的描述。

休斯顿与大多传统西部片导演一样，笃信于前资本主义秩序的“孤星共和”，相对于实证主义的现代司法制度，前现代的西部价值则首推“正当性”的习惯原则。《夺命判官》中似乎并没有表述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大多数保守主义西部原教旨者的矛盾所在：西部的习惯发所捍卫的自由价值，实际也是现代性的法律实证主义的构成原则，而在以自由为本位的一元历史目的论的方向上，有不可否认，资本主义秩序取代旧西部不可逆。于是西部片，尤其是60年代以后不再黄金时期的创作，不得不逼问导演之立场——是代表东部价值的保守主义者，还是秉持南方精神的西部继承人。

显然此处休斯顿代表了后一种选择，并由于60年代末的世界性造反运动，休斯顿立体西部对“东部的资本主义秩序”的反叛性书写暴露在观众视野下的时候，就显现了出乎意料的历史指向性——关于60年代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浪漫主义书写。爱娃·加德纳的图像，也被近似为乌托邦的意识形态。

而在这部电影中休斯顿“左右互搏”实际呈现的结论，反倒指向了最为本质的“法”的面貌——圣经和枪，这就诞生了美国的民主。休斯顿用最为原始的西部模型和类型结构还原司法构成的基础，这样的解决办法在十多年后被更为激进地借用以指涉门罗主义，则是寇克斯的《沃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