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栋房子三个不同年代的女主人贝丝•安、西蒙娜和泰勒，面对丈夫出轨，怎么办？暴打小三、一哭二闹三上吊搞得鸡犬不宁、狠心报复还是快刀斩情丝。

不同年代的女主角，随着剧情发展，作出截然不同的选择。

但她们的选择，远远不止是个人决定这么简单。她们面对的不忠婚姻仅仅是大时代背景之下，社会女性所遇到的千万个问题中其中一个，在被男人背叛的背后，隐藏着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压抑和歧视。

《致命女人》选择美国最为典型的三个时期，60年代、80年代和2019，横跨美国第二、第三次女权运动，借助婚姻问题来讲述身处其中的女性所面临的社会和人生难题，从细微之处勾画出一部完整美国女性独立意识发展史和平权之路。

60年代女人：习惯性固步自封

对婚姻不忠，贝丝•安面的第一态度和反应是想办法赶走小三，留住不忠的丈夫。

她错将外因当内因，治标不治本，后来果然发现，除了现任小三爱普丽之外，丈夫过往还出轨了无数次，其中甚至包括了自己非常熟悉的丈夫助理。

贝丝•安面对的婚姻困境是典型的丈夫婚内出轨小三，她和罗布的家庭结构和两性地位就是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普遍的中产阶级家庭模板，丈夫不仅是家庭的经济支柱，还在夫妻关系中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

一开始的贝丝•安很明显就属于美国当时还未有独立意识的典型女性代表，有着传统的女主内式的婚姻态度和女性态度，生活重心全部围绕着丈夫和家庭而展开，虽然年轻的时候追求过艺术（钢琴），但因为丈夫的一席话就轻易放弃。

这种情况你可以在无数个同样背景的美国电视剧中找到例子，比如这两年爆红的《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同样是精致得像油画的发型和妆容，轮廓分明的服装剪裁（当然了，米琪是住在纽约上西区的犹太人，衣服自然要比贝丝•安更讲究），同样是丈夫婚内出轨。

但在一些细节中，观众还是可以看出这种独立态度是存在在贝丝•安骨子里的，当面对质邻居家暴男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一开头，六十年代这条线给人的感觉是最沉闷、最没有活力的，既没有2019年三人行的刺激、也没有80年代刘玉玲给人的惊艳感。

但若跳出贝丝•安的个人情况，环看整个美国五六十年代的大环境，你就会发现这条线的未来剧情发展非常值得期待。

因为美国的五六十年代是一个相当活跃和开放的时代。

二战后经济得到高速发展的美国，尤其以东海岸的纽约为首，各种思潮不断交汇碰撞，包括种族运动、反战（越南/朝鲜）思潮、反文化运动等各类民权运动层出不穷。

与此相呼应的，是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的诞生和兴起。

早在1949年，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蒙•波伏娃发表了作品《第二性》被新一代女性奉为经典，书中所提及的“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后天才成为女人的。”对包括美国在内的第二次女权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美国女性的独立和平权意识进一步得到长足发展，在政治、经济、商业、甚至文化领域上谋求更平等的待遇，其中不乏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女性平权运动家（如简•雅各布）、文学家（如哈珀·李，著有《杀死一只知更鸟》获1961年普利策奖）、政治活动家葛罗莉亚•玛丽•斯坦能（Gloria Marie Steinem）（70年代创办的《Ms.》杂志在女权主义运动中竖起旗帜）……

更别提1964年获得普利策奖的贝蒂·弗里丹，她所写的《女性的奥秘》一经出版便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

她将家庭比喻为“舒适的集中营”，描绘了女性面临的“无形的困扰”，号召妇女冲破家庭的束缚走向社会，结束对女性的性别歧视。

罗布及其对妻子的标准要求，就是贝丝•安所面临的“无形困扰”。

这个年代的女性其实是非常有活力的，不仅知道自己的个人价值，还有勇气走到街头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她们和开始时的贝丝•安完全不一样，更像是小三爱普丽那样：不管文化程度如何，都坚持个人经济独立，勇气尝试新事物和走到社会活动中去，敢于追求被社会认为是不稳定或不现实的梦想（歌手），而且非常主动地争取机会。

相比起爱情，她们把事业和个人价值的实现放在更高的位置。

所以，在爱普丽的引导之下，贝丝•安慢慢走向一个令人非常惊喜的方向，独立意识逐渐苏醒的她，意识到身为一个女性，其实有着更多的生活选择，在不知不觉间，她的生活重心也慢慢地向其他地方倾斜，而不是一昧地围绕着丈夫，重新燃起对钢琴的热爱、放弃和丈夫看棒球赛而去选择支持爱普丽的演唱首秀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贝丝•安对丈夫态度的缓慢转变，就是她独立人格慢慢形成的过程。

80年代女人：平权联盟第一线

和贝丝•安一开始竭力维护婚姻稳定不同，发现自己被骗婚的西蒙娜，选择了和年仅18岁的汤米发展忘年恋，而这已经是她第三次婚姻。

但同时，她又与丈夫卡尔保持着远超夫妻关系的友情。

没有任何一个女演员比刘玉玲更适合演西蒙娜这个角色，正如卡尔所说的，从走路的姿势可以看出，她知道自己的魅力四射。

相较于五六十年代的活力四射，美国八十年代显得有些惨淡和倒退。

在六十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之下，美国女性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包括1981年迎来了美国历史第一位最高法院女性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但在文化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仍然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隐形歧视。

在美国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保守派借机攻击说女权主义者们所提出的自由议题应该为美国经济倒退和社会道德败坏负责。

与此同时，八十年代还是艾滋病爆发的十年，这其中不仅仅是一个疾病的发现和对抗的过程，还参杂了LGBTQ的权利运动。女性平权团体因为与性少数群体站在同一阵线，进一步受到保守反同势力的抵制。

与此同时，原来占主流的“平等性女权主义”也遭受到新概念“区分性女权主义”的围剿。

后者认为男性和女性不仅在生理上有差异，在思维模式上了存在着不同，认为不应该用同一种标准来看待男女性，因为两者本来就不同，“平等性女权主义”只会让女性向既有的男权靠拢，而不利于女性自身特性的探索。

“区分性女权主义”这个观点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也受到当时相当多的科学研究理论和实验支持。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危险就是，它极容易被传统保守派加以利用和扭曲，从而阻挠男女平等的最终实现。

所以，剧里西蒙娜和卡尔之间爱情靠边、友情至上的剧情，并非只是腐女对“基友”/“基蜜”肥皂剧的不切实际幻想，而是对当时现实社会的一种集中反映，为了追求平等权利，女性团体与LGBTQ团体站在了同一阵线上。

尤其是当剧情发展到卡尔患上艾滋病之后，刘玉扮演的西蒙娜所表现出来的无限度精神和实力支持，让观众又心痛又心酸。

2019年女人：开放性关系让嫉妒翻倍？

一对一关系中的嫉妒来得直接、强烈且“有理”，害怕被取代，害怕对方移情别恋；开放性关系中的嫉妒则显得有些尴尬，既然都已经允许第三者的加入，承认嫉妒不就是自己打脸？

说嫉妒是2019年泰勒、伊莱和洁德的三人行剧情主线，一点儿都不为过。

性社会学家Jillian Deri所写的《爱的折射》里就详细分析了开放性关系中经常容易存在的妒忌问题，通过大量例子和数据，探讨了一对一关系和开放性关系中妒忌情绪的不同形式。

在前者，妒忌多表现为一方害怕被取代，对方移情别恋，在后者，身处三角甚至多角关系的个体更倾向于担心自己关系质量的下降。

嫉妒在开放性关系中，存在一个悖论。

书中指出，嫉妒并不是一种天然性情绪，而社会习俗长年熏陶和影响的结果。

在一对一关系中，如果出现第三者，你（在习俗上）应该感到嫉妒，而在开放性关系中，与此相关联的社会规则告诉你不应该感到嫉妒。

在新旧习俗的交叉影响下，这种新型关系产生了一个新的矛盾，第三者的出既让你（实际）感到嫉妒，但同时又容易让你接受这件事，因为并没有习俗去进一步强化你这种嫉妒。

这种关系和情绪的不对称，必然就会造成行为失控，泰勒和伊莱的决裂，就是最好的证明。

开放性关系在1970年美国开始被广泛讨论，经美国近年统计，约有5%左右的人口曾经或正在有过开放式关系，如果没有社会和文化压力，愿意尝试开放式关系的比例将会提高8倍左右，男性比例远高于女性。

新型伴侣关系的多样性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现行婚姻制度局限性的质疑。现代人对婚姻态度的转变，就是开放性关系讨论的一个延伸。

传统（专偶）婚姻制度地位的下降，是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个体尤其是女性的经济能力不断提升紧密相关的。

随着女性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的不断提高，男性作为家庭唯一的经济收入支柱的地位不再像以往那样牢固，随着家庭经济结构的改变，两性地位也随之出现变化。

与此同时，以往作为支撑社会稳定的家庭不再是社会的基本单元，随着全球化经济、尤其是第三产业、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每个人都拥有创造独立且持久的经济来源的机会，这一新的经济现象也让传统的婚姻制度的经济基石岌岌可危。

泰勒身在传统的律师行业，收入稳定，伊莱是编剧，经济不稳定但一旦剧本成功就会短暂性带来大笔收入，作为外来的洁德则完全无收入来源，三人的经济状况也成为了这段三人行关系的基础和各方态度转变的关键。

泰勒作为家庭收入的稳定来源，习惯照顾整个家庭，对有惰性和曾经有毒瘾的伊莱也是像小孩一般照顾和容忍，但适当也需要放松，所以才和基本没有经济挂勾的洁德发展成为了恋人；伊莱因为毒瘾重犯和突如其来的剧本成功带来大笔收入，对过往泰勒的强势有了一个过激的反应，而洁德在这里就起来推波助澜的作用。

泰勒、伊莱和洁德三人遇到的问题最根本性的起因就是现代经济关系发展在社会道德上产生的一个新命题：当个人不再需要结盟（比如结婚）来保证生活质量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向前推进？

从60年代围绕着丈夫生活，到80年代牵手LGBTQ群体，到2019年开放性关系的探讨，《致命女人》三段看似狗血的剧情其实向我们巧妙展示了美国女性的独立发展之路，自我价值的挖掘、支持社会少数群体的权利争取、追求与男性比肩的经济能力，最终追求的是无差别的男女平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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